趙志疆：精英群體的信任度有多高
這個調查結果公佈之後，立刻引起瞭不小的爭議，筆者註意到，互聯網上幾乎是清一色的反對和質疑。甚至有人不無偏頗地指出，教授、老師、法官的信任度其實應該排在後三位。
教育問題引發的信任危機日益嚴峻，公眾似乎沒有理由在不滿教育現狀的同時，對教授和老師給予充分的信任。“執行難”的現狀有目共睹，客觀上對法院和法官的公信力造成瞭嚴重的損害。在此背景下，法官能否高居信任度排行的前三位，確實也還值得懷疑。
我這麼說並不是全盤否認此次調查結果的真實性，實際上，很多調查結果也還是符合公眾的一致感受的。譬如，農村居民的信任程度高於城市居民，以及保險推銷員、導遊和演藝界名人信任度普遍很低。不過，在關系到教授、老師和法官這些職業的時候，此次民間調查和網絡民意之間顯然還存在著不小的差距。
頗為耐人尋味的是，無論保險推銷員、導遊和演藝界名人，還是教授、老師和法官，實際上都掌握有一定的話語權。然而他們之間的差距卻是明顯的，前三者雖然距離普通公眾更為接近，但公眾對他們的期望值卻並不高，而後三者卻剛好相反。如果前三者失去瞭公眾的信任，公眾可以很輕易地避開他們的遊說，而後三者如果失去公眾的信任，公眾卻很難擺脫他們的影響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公眾也許隻好善意地表達自己美好的期望。
民間調查和網絡民意出現重大分歧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一方面，有可能是因為民間調查的范圍過小而出現偏差，另一種可能則是，一些被調查者也許並未真正接觸過教授、老師和法官，隻是在憑借自己美好的期望打分。教授、老師和法官作為精英群體，並不容易為每一個人所輕易接受，因此後一種可能性所占比重應該更大一些。其中原因與“農村居民的信任程度高於城市居民”這一調查結果，頗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農村居民的信任程度高於城市居民，並不僅僅是因為農村居民的“熟人社會”模式，同時也是因為他們的消息相對比較閉塞。在沒有得到諸多負面傳聞的時候，他們樸素地保留著人與人之間的那份信任。相比起現實生活，互聯網上的信息量無疑要豐富得多，那些輕易接觸不到的精英群體在這裡一個個粉墨登場，而他們的過失和謬論也一次次清晰地印在瞭網民的腦海裡。於是，當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因為陌生而對精英群體普遍寄予厚望的同時，網民們卻紛紛憑借記憶將其列為瞭批判的靶子。
無論生活中的熱捧，還是網絡上的棒喝，一次調查顯然不足以說明太大的問題。不過，從這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中，也不難得到一種有益的啟示。作為掌握一定話語權的精英群體，還是應當謹慎自己的言行，愛惜自己的羽毛。想要真正提高自己的信任度，僅憑一次社會調查顯然是遠遠不夠的——說句不太好聽的話，在公眾心目中，此次調查的信任度到底又能有多高呢？
這個調查結果公佈之後，立刻引起瞭不小的爭議，筆者註意到，互聯網上幾乎是清一色的反對和質疑。甚至有人不無偏頗地指出，教授、老師、法官的信任度其實應該排在後三位。
教育問題引發的信任危機日益嚴峻，公眾似乎沒有理由在不滿教育現狀的同時，對教授和老師給予充分的信任。“執行難”的現狀有目共睹，客觀上對法院和法官的公信力造成瞭嚴重的損害。在此背景下，法官能否高居信任度排行的前三位，確實也還值得懷疑。
我這麼說並不是全盤否認此次調查結果的真實性，實際上，很多調查結果也還是符合公眾的一致感受的。譬如，農村居民的信任程度高於城市居民，以及保險推銷員、導遊和演藝界名人信任度普遍很低。不過，在關系到教授、老師和法官這些職業的時候，此次民間調查和網絡民意之間顯然還存在著不小的差距。
頗為耐人尋味的是，無論保險推銷員、導遊和演藝界名人，還是教授、老師和法官，實際上都掌握有一定的話語權。然而他們之間的差距卻是明顯的，前三者雖然距離普通公眾更為接近，但公眾對他們的期望值卻並不高，而後三者卻剛好相反。如果前三者失去瞭公眾的信任，公眾可以很輕易地避開他們的遊說，而後三者如果失去公眾的信任，公眾卻很難擺脫他們的影響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公眾也許隻好善意地表達自己美好的期望。
民間調查和網絡民意出現重大分歧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一方面，有可能是因為民間調查的范圍過小而出現偏差，另一種可能則是，一些被調查者也許並未真正接觸過教授、老師和法官，隻是在憑借自己美好的期望打分。教授、老師和法官作為精英群體，並不容易為每一個人所輕易接受，因此後一種可能性所占比重應該更大一些。其中原因與“農村居民的信任程度高於城市居民”這一調查結果，頗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農村居民的信任程度高於城市居民，並不僅僅是因為農村居民的“熟人社會”模式，同時也是因為他們的消息相對比較閉塞。在沒有得到諸多負面傳聞的時候，他們樸素地保留著人與人之間的那份信任。相比起現實生活，互聯網上的信息量無疑要豐富得多，那些輕易接觸不到的精英群體在這裡一個個粉墨登場，而他們的過失和謬論也一次次清晰地印在瞭網民的腦海裡。於是，當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因為陌生而對精英群體普遍寄予厚望的同時，網民們卻紛紛憑借記憶將其列為瞭批判的靶子。
無論生活中的熱捧，還是網絡上的棒喝，一次調查顯然不足以說明太大的問題。不過，從這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中，也不難得到一種有益的啟示。作為掌握一定話語權的精英群體，還是應當謹慎自己的言行，愛惜自己的羽毛。想要真正提高自己的信任度，僅憑一次社會調查顯然是遠遠不夠的——說句不太好聽的話，在公眾心目中，此次調查的信任度到底又能有多高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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